首頁 > 網絡報

寧波調查:境外涉稅爭議與訴求

筆者調研寧波企業在境外投資的涉稅感受后認為,應掌握好相互協商程序等解決境外稅收爭議的官方渠道,以期建立透明、高效、穩定、可預期的稅收合作機制。

制圖 李一園

寧波地處“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交匯點,是“一帶一路”倡議支點城市。倡議提出5年來,越來越多的寧波本地企業“走出去”,其在境外投資過程中的涉稅感受如何?是否產生境外稅收爭議?主要原因有哪些?了解這些,對《烏鎮聲明》中提出的建立透明、高效、穩定、可預期的稅收合作機制有一定參考意義。為此,筆者展開了調查研究。

境外涉稅感受數據說

本次選取的寧波“一帶一路”投資企業樣本數量154個,以商貿型為主,涉及投資金額21.37億美元。其中投資在東南亞地區的企業占樣本總數的51.95%,投資額占比達到83%。寧波企業境外投資集中在東南亞地區,本次問卷有針對性地設置了4類問題,并以1分~7分認同等級確定評分標準,來反映企業境外投資過程中的涉稅感受及訴求。

在東道國涉稅感受的5個選項中,“執法規范性”評分最低,為2.8分,顯示部分東道國可能存在法治意識不強、執法隨意性大等問題。從“走出去”過程中遇到的困難來看,發生頻率最高的是稅制及征管體系差異造成的與當地稅務局的爭議,遠高于重復征稅和特別納稅調整問題。在遇到稅收爭議時,傾向于求助東道國中介機構的平均評分達到了5.7分,高于傾向于求助中國境內稅務局的平均評分,說明企業在涉及財務、稅務信息披露時有一定主觀選擇性。當企業被問及了解稅務局能提供哪些幫助,涉及“開具中國稅收居民身份證明”“相互協商程序”“雙邊預約定價”“稅收協定指導”“國別稅制指南推送”這5個選項中,“雙邊預約定價”和“相互協商程序”僅獲得了2.2分和3.1分,說明許多企業未能很好掌握官方稅收爭議解決渠道。

現有解決機制利弊談

根據調查結果,可以發現求助本國或東道國中介機構是企業最常使用的解決稅收爭議的方式。然而從目前來看,中國“走出去”企業的涉稅服務需求沒有得到充分滿足,此外,對于某些層面的稅收爭議,中介機構也無法取代官方的相互協商機制。

相互協商程序是目前應用最廣的官方稅收爭議解決渠道,具有普遍適用的特點,可以解決雙重居民身份、常設機構利潤歸屬、稅收歧視、重復征稅等問題,但也存在確定性不強、耗時較長、納稅人參與度較低等不足之處。從稅收協定本身來看,即便雙方稅務機關全力而為,也不能保證完全滿意的協商結果,因此全球范圍內通過該方式解決稅收爭議的比率不足七成。

雙邊預約定價安排主要解決兩國對于特別納稅調整的爭議,可以為企業的海外經營帶來較強的納稅確定性。但由于其存在手續繁瑣、程序冗長、耗時較長等不足之處,并需要向雙方稅務局披露大量關聯定價信息,一些企業為了避免產生新的稅務問題,就會望而卻步。

未來發展方向一家言

第一屆“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論壇的順利召開,為“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開拓了新的思路和運作機制。筆者立足寧波實踐,認為可從以下幾點入手,提升境外稅收爭議解決的能力。

對內提升稅收爭議解決“軟實力”。首先,可在國家層面成立“一帶一路”稅收爭議解決中心,統籌人力、物力及其他行政資源,形成總局、省局、市局三級聯動的“一帶一路”稅收爭議協調解決機制。其次,與外交部、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安部共建跨境爭議解決公共平臺,使人員、信息數據相互融合,確保境外稅收爭議工作的協調推進。最后,加強稅務部門與中介機構的專項合作,并在多省市開辦“一帶一路”稅務學院,定向培養專門人才。

對外加強稅務爭議解決“話語權”。一方面,可加快部分尚未與中國簽訂稅收協定國家的談簽進程,盡快更新簽署時間較早,并久未更新的稅收協定。另一方面,引入仲裁機制,對期限內無法通過相互協商程序解決的稅收爭議,啟動更有強制力、約束性的稅收仲裁程序,以提升稅收爭議解決效率。此外,可通過外派稅務人員、稅收培訓與技術援助等方式,探索多種形式的稅收征管合作。

(作者單位:國家稅務總局寧波市稅務局,國家稅務總局寧波保稅區稅務局)

編輯:孟易瑾

要論要言

更多 >>

財稅新聞

更多 >>

圖片新聞

更多 >>
2014上市的体彩顶呱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