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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釋放更大規模減稅降費的多贏效應

袁紅英

今年以來,我國實施更大規模減稅降費,小微企業普惠性減稅、增值稅改革等措施相繼落地,減稅效應持續顯現,實施減稅降費正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理論上看,減稅降費是一國在特定時期內,為實現既定調控目標,立足現行稅費結構框架,通過對具體稅費要素的優化調整,調低納稅人特定稅費的負擔水平,簡化征管流程,提升征納效率,最終降低納稅人實際負擔的系統性政策操作。從類型上看,減稅有普遍性減稅與結構性減稅、實質性減稅與名義性減稅、制度性減稅與權宜性減稅、周期性減稅與競爭性減稅之分。在我國稅費結構中,企業納稅人的稅費貢獻度長期高達90%以上,增值稅、所得稅、社會保險費等構成我國現行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同時也是企業主要的負擔來源。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度沖擊,我國于2008年、2015年、2016年先后作出“實行結構性減稅”“實行減稅政策”“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的決策部署。總體來看,政策操作以密集出臺的差異化稅費優惠為主抓手,呈現出相機權宜、周期調控的軌跡特征,但在政策效果上表現為“受益不均”的減負異質性,尤其是民營企業、中小企業以及制造業、交通運輸業等行業納稅人獲得感不強,由此也表明政策操作在設計與執行上仍存在進一步優化提升空間。

當前,中央提出要“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實質性降低納稅人實際負擔,不是單純對前期減稅降費政策的慣性延續和簡單加法,而是在復雜多變的國內外經濟形勢下,立足高質量發展的鮮明訴求,以整體性、普惠性、有效性為原則,瞄準當前經濟運行的痛點、難點、盲點,以更高姿態、更大手筆、更大力度進行的系統性政策操作,以實現制度性減稅降費的規模突破、路徑突破與效果突破。政策設計與執行各方應群策群力,科學籌劃,務實操作,充分挖掘釋放新一輪減稅降費的多元政策實效。

一是通過對主要稅費負擔的大力度降減,形成對納稅人普惠性、實質性減負效應。我國前期減稅降費政策主要以數量龐雜、區別對待的增值稅和所得稅優惠為主,社會保險費減負也是通過費率微降的過渡性方式操作,總體呈現為對既定稅費體系進行“規則內選擇”的碎片化操作,一定程度上形成名義上減稅降費條目林立但實際稅負“痛感”難消的悖論。當前,我國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以統一、普惠的頂層設計對稅費結構進行“規則間選擇”的整體制度建設,瞄準增值稅、所得稅和社會保險費等主要稅費種類,對小微企業實施普惠性稅收減免,實質性降低增值稅標準稅率,統籌降低社會保險綜合費率,可形成對所有企業納稅人的大力度減負效應。

二是通過對各項稅費要素的系統性操作,形成稅制與稅費體系優化效應。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需要對稅基與稅率、稅制與征管、稅費結構進行協同聯動的系統性操作。通過深度清理增值稅、所得稅優惠筑實寬稅基,大幅降減名義稅率鋪就低稅負,可形成低負擔、寬稅基的優良稅費體系;通過降低增值稅標準稅率,將13%、9%、6%三檔稅率簡并統一,縮減小規模納稅人比重,提升一般納稅人規模總量,可形成普遍征收、環環抵扣、單一稅率的現代增值稅制體系;通過落實社會保險費的稅務統一征收,加快推進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在全面摸清社會保險收支基數基礎上,精準降減社會保險費率水平,推進社會保險“費改稅”改革,可進一步優化我國稅費體系與稅制結構。

三是通過對稅費環境的制度性重構,形成高標準營商環境塑建效應。在當前錯綜復雜的國際經貿關系格局下,打造法治化、高標準、低負擔的營商環境是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其中,交易成本高低是衡量一國營商環境的重要標準。通過整體推進現代稅費制度改革,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更有成效地降低各類制度性交易成本,實行更加簡約高效的增值稅發票管理制度,更加規范透明的社會保險費、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工會經費收支體系,更加便捷人性化的稅費征納體系,打造寬稅基、低負擔、簡稅制、嚴征管的法治化稅費環境,有助于全面提升我國稅費體系的國際競爭力,與其他改革形成合力,形成高質量營商環境虹吸效應。

四是通過對財政再平衡的控制性約束,形成現代化財政治理倒逼效應。作為鑲嵌于現代政府與納稅人之間的“楔子”,對納稅人而言,稅收是不可避免的公共負擔,對政府而言,稅收則是其提供公共產品的對價。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對納稅人是減負受益,對政府則意味著財政收入的減少、赤字的擴大及債務水平的攀升,對財政再平衡與有效治理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倒逼政府通過全面實施預算績效管理,提升財政支出與政策治理能力,向節支、提質、增效要收益;另一方面,倒逼政府建立健全自然人稅費征管體系,夯實綜合與分類所得稅、房地產稅、遺產贈與稅等直接稅征管平臺,實施規范、透明、可控的債務管理,向挖潛、開源、增收要效益,形成收支聯動的現代財政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五是通過對供需兩側的乘數性傳導,形成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撬動效應。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財稅政策對經濟運行具有重要的調控、引導與保障作用。其中,財政支出政策主要作用于需求側,通過直接刺激總需求,促進經濟周期反轉;減稅降費政策通過市場機制間接作用于經濟運行,具有調控供需兩端的復合功能。為因應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我國采取了以財政支出擴張為主、結構性減稅為輔的政策操作路徑。與之不同,當前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凸顯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減收讓利”為主的鮮明特征,通過降成本、促創新、激活力,促進供給側產業“增量崛起”與“存量變革”雙向發力,推動需求側“有效投資”與“消費升級”互促互進,進而通過乘數傳導機制實現新舊動能轉換,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編輯: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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