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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觀察全面減稅降費的作用

何代欣

●從宏觀層面看,減稅降費的一系列舉措不是簡單、個別的政策調整,而是一整套讓渡社會福利和降低社會成本的制度性安排。

●配合產業政策和區域政策等宏觀調控工具,減稅降費在支撐企業創新轉型和區域均衡發展上,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引領作用。

●全面減稅降費在供給與需求兩端同時發力的特征已經十分明顯,無論是刺激消費還是增進投資,其推動作用將不斷擴大。

2019年,我國全面減稅降費邁出更大步伐。第一大稅種——增值稅稅率分別下調3個百分點和1個百分點,超出各方預期。面向小微企業的所得稅減免范圍繼續擴大,個人所得稅綜合計征改革與專項扣除正式推開。現行稅制中的前三大稅種,全部進入實質性的減稅區間。這在我國稅收發展的歷史上前所未有,也在世界主要大國的稅制改革中比較罕見。本次減稅不僅是覆蓋面大,而且力度持續增加。2018年,財政部3月公布的計劃減稅數是8000億元,12月減稅執行數達到了1.3萬億元。正當各方預計2019年減稅規模不低于2018年時,新公布的減稅計劃達到了2萬億元,超過2018年稅收收入總額的10%。減稅降費產生的全面作用值得深入分析。這不但有利于理解減稅降費的意義,而且有助于未來決策時機的選擇和優化納稅服務。

全面減稅降費對穩定宏觀經濟運行的作用

2019年,積極財政政策加力提效。全面減稅降費成為落實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工具。中央“六穩”工作目標中的“穩增長”亟待減稅降費支撐。2015年開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于2017年初見成效——經濟增速上行和結構轉型加快。但2018年年中開始,受到外部經濟沖擊和內部經濟變化的雙重影響,我國經濟的波動加大。結構性改革與穩定經濟運行的任務不斷疊加。正是在這種局面下,中央做出穩增長與防風險的決策部署。減稅降費的力度逐漸加大。2018年年中,增值稅稅率從17%下調到16%。而面向小型微利企業的所得稅優惠范圍從2012年開始便不斷擴大,絕大多數小型微利企業都享受到了普惠性減免稅優惠。再看個人所得稅,據稅務部門統計,對中低收入者減稅減負的效果最明顯。從宏觀層面看,減稅降費的一系列舉措不再是簡單、個別的政策調整,而是一整套讓渡社會福利和降低社會成本的制度性安排。本質上,減稅降費對宏觀經濟平穩運行和社會健康發展的作用是全局性的。

全面減稅降費對產業、區域發展的引導作用

發展中國家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往往依賴產業不斷轉型升級和區域均衡發展。我國改革開放40年之后同樣面臨上述挑戰。產業轉型升級表現為高附加值產出,區域均衡發展則體現在各地形成自身的比較優勢。這都不是市場自身發育能夠快速完成的。相反,不少國家陷入了“增長困境”。缺乏應對困難的準備和沒有應對危機的實力是造成轉型升級失敗和均衡發展失利的主要原因。2012年我國開始結構性減稅,面向創業、創新的減稅降費政策延續至今,而且,以此帶動了“放管服”領域的全面深化改革。這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目標指引下的成果。2017年之后,結構性減稅逐步轉變為全面減稅降費。配合產業政策和區域政策等宏觀調控工具,全面減稅降費在支撐企業創新轉型和區域均衡發展上,開始發揮引領作用。利用市場機制,發揮稅收政策的激勵效應,一方面盡可能減輕了政府直接干預的負外部性,另一方面進一步優化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推動了政府讓利下的市場發展。

全面減稅降費對供需兩端的積極影響

經濟增長質量的改善不止于成本降低。理論上,實現供給與需求有效匹配是經濟學研究及政策實踐層面的長期難題。市場價格的信號機制被認為是反映供需關系的最主要指標。作用于價格信號上的減免稅政策有助于顯性化真實價格。更加明確的價格信號會減少供需雙方的誤判。現實中,增支和減收是財政政策影響供需兩端的主要辦法。前者的作用比較直接、見效較快;后者的作用相對間接、起效持久。我國財政轉型與經濟轉型相互促進。減稅降費的政策推行時間不長,但對改善供需的作用不可低估。世界主要經濟體會在不同時期,從財政工具箱當中拿出不同的政策組合,用來熨平經濟波動。這當中有基于調控成本的考慮,而更多則是基于不同階段的宏觀需求。目前,我國全面減稅降費在供給與需求兩端同時發力的特征已經十分明顯。無論是刺激消費還是增進投資,其推動作用將隨減稅降費規模增加而擴大。

全面減稅降費對微觀主體產生的不同效果

稅收政策大多屬于微觀政策。企業和個人是減稅降費的最終歸宿。雖然有研究提醒,我國間接稅稅制體系下的減稅紅利不容易觀測,也不容易估算。眼下的政策設計顯然注意到了可能出現的上述情況。全面減稅降費旨在解決減稅降費分布不均的問題,而更大規模則是要起到顯著降低經濟社會成本的效果。具體來看,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的稅負成本與其產品成本、銷售價格和毛利潤高度關聯。企業規模大小和市場地位決定了他們在稅費鏈條上所處的位置。為了讓有能力創新的企業在正常經營之余銳意進取,還為了讓吸收大量社會就業的中小企業能夠持續經營,面向創新和就業的稅收激勵成為現階段的政策重點。當前個人所得稅改革所帶來的社會福利增進值得稱道。這是執政為民、發展為民在稅收領域的直接體現。撫養兒童、贍養老人是現代家庭生活的基本支出,教育、醫療和住房改善則是增進個人福利的最迫切領域。個人所得稅稅前專項扣除將上述領域納入,體現了稅收對個人和家庭福利的關心,也為未來更多福利性的稅制改革奠定了基礎。

全面減稅降費對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推動作用

財稅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頭戲。每一步前進都引發各界熱議,且關乎各方利益。全面減稅降費對優化稅制結構,建立適應現代經濟體系的財稅制度起到了推動作用。全面減稅降費是國稅地稅合并之后的重要工作,合并之后的工作效率提升很可能會在減稅降費過程中快速顯現。更多的信息交流和更高效的納稅服務,不僅有助于降低管理運行成本,而且有助于提升稅務工作滿意度。同時,我們看到稅務部門與財政、工信、發改委、社保、住建和金融部門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合作關系,稅收工作當中開始包含其他的國民經濟信息。這些積累對未來稅制改革乃至財稅體制改革的意義非同一般。甚至可以說,未來的宏觀調控和經濟決策,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稅務基礎信息,比如關系到收入分配制度的設計、國民經濟核算結果的比對核實等。

總體而言,全面減稅降費所發揮的作用,已經滲入到了宏觀經濟、中觀轉型、微觀福利和體制優化等多領域。理解更大規模減稅降費不限于財稅政策的調整、政府放權讓利的舉措,而是著眼于經濟穩定、社會轉型和福利增進等更高層面、更長遠效果。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財政研究室副主任)

編輯:孟易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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